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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我国当前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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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的直接目的是要使法得到实施，最终目的则是调整、规范社会关系，使社会健康、有序、快速地发展。这既取决于法适应社会需要的程度，又取决于法的体系内部是否和谐。
由于立法的不周延以及立法侵权等原因，直接造成了法的体系内部不和谐，其突出表现是：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委规章等相互之间不协调一致。由此便带来了法的实施困难重重：要么无所适从，要么各取所需，妨碍了法的统一实施，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日益盛行的地方保护主义与部门保护主义。本文拟结合实例分析我国立法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一、立法权限问题
在立法实践中存在着严重的侵权现象，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有人称之为“立法无序”〔1〕。表现在：
（1）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情况。一方面，存在着立法混乱，本该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民事诉讼法》，却是由其常委会制定，直到1991年4月9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才修改通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是先由全国人大“原则通过”，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授权加以修改后颁布；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是直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另一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时，有些实际上已从根本上修改了该法律。1979年全国人大制定的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1982年由全国人大进行了第一次修正，1986年和1995年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了两次修正，修改补充的条文数分别都占了一半以上。《刑法》自1980年1月1日施行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至少已补充修改了17次，先后通过了24个单行刑事法律，并在70多个非刑事法律中设置附属刑法规范。这些修改补充涉及：空间效力、法律溯及力、犯罪主体、共同犯罪定罪和处罚原则、刑罚种类、量刑制度、一罪和数罪问题、缓刑制度、分则罪名（由110多个增加到近200个）、罪状（即犯罪构成）、法定刑、罚金适用、法条适用等13个方面。〔2〕如此众多的补充修改，有些不仅与“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而且直接修改了一些基本原则。如在空间效力上增加了普遍管辖权原则，在法律溯及力方面，也采用了与刑法第9条规定的从旧兼从轻原则不同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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