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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能受到团委和法学社的经济法论文邀请，来做这次迎新讲座，我觉得非常荣幸。每年能够迎接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经济法论文优秀青年，与他们在一起共同生活四年，可以说是大学教师生活最有乐趣的方面之一。
我曾经在一本书里说自己很幸运，生在中国的一个有大学的年代。大学是一百多年前从西方借鉴过来的一种制度，中国古代是没有大学的，只有私塾和书院。书院并不是一种大学，它不分科系；而大学是分科系的，这是西方文明的一个创造。有大学的时代使得有一些既不能够当官又不会种地的人可以一辈子以一种闲散的风格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我小时侯有一个梦想就是从事这样一种职业，这种职业是一辈子读书，又有人发工资。我最后在大学里找到了，既能读书又又有人发工资，而且发得还不低。按照江青的说法，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家伙居然可以享受如此待遇。但在中国古代，像我这样既不适合做官，又做不了生意，还不喜欢种地的人，真的没有地方可去。所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大家都参加科举考试，成功了去做官，无论适合不适合。其实有许多人根本不适合做官。例如蒲松龄老先生，他天生就应当到中文系学习，或者到新闻系，毕业之后在中文系教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业余时间写点小说。可是没有大学，他只好不断参加科举考试，想去做官。这个老贡生是个范进似的人物，一次一次都失败了，最后，算了，老子不干了，写小说去。所以，中国古代没有真正职业的小说家，都是科举考试不成功，没办法了，做一点小说家流。这样一个社会真是不好。而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就不同了，有大学是我们时代最让人欢喜的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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