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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规民约体现的村庄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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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理想的状态下，国家进入乡村秩序的方式通常有两种，一是立法进入方式，即以国家颁布的法律作为规范基层秩序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基层政权是执行国家法律的机构，它不应当有独立的立法权（除非特别授予之），而是以监督国家法律的实施为工作目标。二是仲裁进入方式，即不直接干预基层的管制规则，而是在对方出现问题时介入裁定是非。由于裁定的结果须基层机构去执行，因此裁定的权威性不能不极大地依赖于执行者，而且，由于裁定进入的暂时性-它通常只针对某个单一的事件，其处理结果不能扩散-成为其他事件遵循的范例-在这种情况下，基层组织往往发展出自己的规则处理事件。这些规则并非由国家颁布，但在多数情况下亦未遇到对方明显的禁止，即处于事实上的默认状态。当出现了基层组织不能或不想自己解决的问题、希望他者介入的时候，它需要“邀请”国家进入、并提供资料或对方要求的帮助。
在中国乡村多发生的情形接近第二类。在这种情形下，基层组织的重要不仅在于他的官方授权地位，而且在于它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在某种情况下甚至是排它性的管辖机构。“相对独立性”意味着，除了执行国家法令之外，在乡村的局部范围里，它们往往有在长期实践中被承认（默认）的相当部分“立法”及“司法”权力。这些权力未必代表国家，但却比后者的权威性毫不逊色；在执行方面，它们享有相当程度的选择空间；在联系国家的进入方面，基层组织具有“邀请”及选择-辨别哪些事交给外面（上面），哪些事内部解决-的权力。而“排它性”意味着基层组织的立法和管辖权并不能轻易被它者替代或废除，或者，即使在理论上存在这样的可能，实际上也会因为缺少执行机制而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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