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论法治与民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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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上的法律毕业论文范文报告的法律毕业论文范文第六节，专门阐述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立场和思路，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针，许诺到2010年为止要形成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在中共的历史上，这是党的领导人第一次把“民主”与“法治”联系在一起，并且提到“依法治国”的高度来加以强调。我们应当欢迎这种进步。
然而，不得不指出，中共对“依法治国”的解释是，“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在这里，“依法治国”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前提条件。第一，党的领导地位是先验的，在宪法、法律制定之前就已经确立，因而，党的意志成为法律体系的高阶规范的假定并没有被排除。第二，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是为了“从制度上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因而，对于党本身活动的外部监督就很难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案，对于党的各级干部的所谓“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法律监督”的效果也势必要打很大的折扣。显然，如此自相矛盾的“法治”概念，与现代法治主义的原理是截然不同的；这样的“法治”也根本不能有效地防止党的各级领导者可能的专制、滥权倾向。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施行真正的民主与法治的关键是，促使中共放弃“治外法权”、从革命政党转变为民主执政党。这种彻底而又稳健的政治变革的成功，固然需要当局者不失时机的决断，但更有赖于来自社会的各种形式的压力。只要人民不断地依法抗争，法治就能“假戏真唱”，民主就会“水到渠成”。无论是真是假、是主动还是被动，既然中共开始承认法律的权威和民主化的必要性，那么它与人民的矛盾就有可能纳入体制之内，通过政治的良性互动、明智的妥协以及修改法律的方式来解决。在这一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国正处在告别革命暴力的“光荣革命”的前夕。本文的目的是，以中共的有条件的承诺为出发点，分析和思考党和人民重订社会契约、通过建设法治国家来实现民主化的可行性。本文第一部分讨论民主的概念，以及中国能否在“大民主”和“民主集中制”之外推行制度化的民主政治，考察中国的妨碍民主化的各类因素，探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媒介。第二部分从如何实现安定的民主政治的立场出发，比较人治以及不同类型的法治的特征，提出关于民主的法治国家和依法的民主政治的另一种思路。第三部分再进一步探讨中国共产党自身的蜕变、进化以及结构弹性化的方式和步骤，强调在党与人民的互动过程中，有意识地进行内部分裂和政策竞争的做法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促进作用。最后，就结合民主与法治的新宪政主义运动及其社会条件的准备谈一点初步看法。 一、在民主政治的理想和现实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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