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2]
| | 旅游经济论文三、社会博弈以及形式主义作为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旅游经济论文最后阶段
７０年代以前，在福利经济学与道德哲学两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旅游经济论文阿马提雅·森（Ａ．Ｓｅｎ）曾经说过：经济学“理性”的涵义有两种，其一是指个体追求某种工具价值的“最大化”，其二是指个体决策过程在逻辑上的无矛盾。在他之前对经济学“理性”做了更为现代的表述的，是数学家纳什（Ｊ．Ｎａｓｈ，因博弈论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１９５０年２月写的一篇笔记（参见汪丁丁，１９９６ｃ），他明确指出经济学家惯常使用的“效用涵数”及其理论“需要更正”，并提出选择博弈论做为替代理论。他提出的“选择算子（ｃｈｏｉｃｅ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在我看来，是目前为止对经济学效用理论加以改造的最富现代意义的理论工具。
事实上，我们从上述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前两个阶段的发展已经可以看出，经济学家对个体理性———自利性，或极大化原则的强调，已经不可避免地引出了在群体之中理性的个体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这个问题被诺斯（Ｄ．Ｎｏｒｔｈ，因将交易费用理论用于经济史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称为“一切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自然也是对经济学和社会学同等重要的问题。
仅从最晚近的文献看，首先是从存在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固定的“人性”的否定。这一否定导致社会科学整体性的危机。因为惯常从人性假设出发推导出一套理论体系的社会科学方法，不再是认识论上无懈可击的方法了。例如所谓“社会构造主义”（参阅ＶｉｖｉａｎＢｕｒｒ，１９９６）所强调的９点创新之一是：个人特质（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翻译为“特质”或“人格”，都不妥当，应当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相区别，同时又不能与“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太接近）与人性（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都不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都在个体的社会过程中不断变换；剩下来的，只是“场景（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和与此相应的“身分（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个体变成了这些社会场景中各种身分的集合体。这一看法，在社会学的现象学派的文献中得到最彻底的阐述（高夫曼，参阅Ｃ．ＬｅｍｅｒｔａｎｄＡ．Ｂｒａｎａｍａｎ，ｅｄｓ．，１９９７；Ｅ．Ｇｏｆｆｍａｎ，１９７４，１９６７，１９５９）。社会通过语言、家庭、禁忌、等等，施加给儿童的塑造性影响（ｔｈｅｓｈａｐｉｎｇ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固然重要，但是个体，甚至从儿童时期开始，也对社会规范进行“选择性适应（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这方面的研究也是与存在哲学联系着发展起来的（汪丁丁，１９９８），并通过法国学派（德里达，福柯Ｍ．Ｆｏｕｃａｕｌｔ，利奥塔）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符号文化批评（马尔库塞，本雅明Ｈ．ＭａｒｃｕｓｅＫ．Ｂｅｎｊａｍｉｎ）得以发展。在文化批评领域以外，对“个体－社会”交互作用加以综合的当代理论家，如存在哲学家海勒（Ａ．Ｈｅｌｌｅｒ）提出的“双重历史性（ｔｈｅｄｕ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ｔｙ）”概念（Ａ．Ｈｅｌｌｅｒ，１９８６），以及世界领先的神经科学与演进人类学学者迪埃肯（Ｔｅｒ－ｒｅｎｃｅＷ．Ｄｅａｃｏｎ，波士顿大学生物人类学教授暨哈佛大学医学院脑神经移植专家）今年发表的突破性的重要著作《符号物种：语言与大脑的交互演进》（１９９７）；最后是社会人类学权威科恒（ＡｎｔｈｏｎｙＣｏｈｅｎ，英国爱丁堡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关于“自我意识”形成过程的近著《自我意识》（１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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