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过密型增长的极限与中国经济变迁的趋向
| | 评职论文一
“现代化”在经济发展研究中被赋予目标函数和价值尺度的评职论文意义。尽昔对这一概念的评职论文界定和理解远未统一，但其主要内涵要素却几乎都是根据西方的社会经济变迁过程抽象出来的[1]。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的祖先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在许多个世纪中雄视着世界；但在近代，当西方列强乘坐轮船不断探寻新的世界时，中华帝国却步履蹄珊，迅速落后了。这一引人注目的巨大反差构成学术界的中心课题，中国未能现代化的原因被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探寻着，思考着，见仁见智，众说纷纭。
中国史学界在认识历史发展过程时存在着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的倾向，西方学者则几乎本能地受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经验的影响，两者都试图用根据西方社会发展过程概括出来的理论模式阐释中国历史。而在西方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华裔学者，大概是因为两种文化背景和学术传统交融撞击产生的影响，对理论模式的适用性比较敏感。近些年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力主中国早期文明的演变道路与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苏末文明截然异趣，前者是“连续性”的，后者是“破裂性”的，并呼吁以中国经验为基础总结一套阐释历史进程的新历史哲学[2]。黄宗智先生则根据自己研究明清以来中国经济史的经验，深刻指出西方现代化理论与中国实际之间的矛盾现象，与张光直先生一样，他也呼吁建立中国研究自己的理论体系[3]。两位先生的见解令人颇有醍醐灌顶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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