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世界经济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较与综合观察（1）
| | 区域经济学论文批评为推动学术讨论前进提供了机会，感谢《历史研究》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我愿意尽可能通过介绍一些新的区域经济学论文论据和资料使讨论进一步深化。然而，在讨论中重复这本书的区域经济学论文一些内容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的中译本还没有出版；对黄宗智一部主题相关的著作中一些观点的评论亦是如此。由于他的评论的性质，对先前已经展开的领域的回顾变得更为必要。首先，他从根本上误解了我书中的观点，以及支持这些观点的某些论据。这里我不打算纠正所有这些错误，但我需要审视一些主要实例。其次，他的评论中一个主要的论点是，他1990年的著作《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始终是理解这整个时期三角洲经济的最好的框架。当然，黄有权利这样说，但在重申那本书的理论以否定我的理论时，他忽视而不是回答对那本书的批评（见王国斌 1990； 马若孟[Myers] 1991；王 1992； 李伯重 1998；李 2000）。他也忽略了亚洲和欧洲研究中的许多新成果，这些研究认为，通往现代性的道路比我们以前认为的要多：其中大部分是完全可行的，尽管在其初期要依靠比英格兰更为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特别是在农业中）。在重申他以前的观点现在没有改变时——尽管事实上他的书中几乎没有18世纪的资料，而18世纪却是我的著作的重心——他暗示同一个基本的单一变化过程（以不断扩大的人地比率为不变的原动力）可以超越巨大的时间跨度延伸：人口迅速增长和没有增长的阶段、政治稳定和政治动荡的阶段、生态稳定和生态危机的阶段，以及科技变革较多和较少的阶段。我则认为，为了理解任一地区不断变化的命运，为了找到至少是粗略的方法，以评估在一个具体时期中哪些因素最重要，我们需要观察更大范围的因素：没有理由假定，在中国或者其他地方，在一个历史转折点特别重要（或不重要）的一种制约或一种能力会永远如此，从而把社会锁定在不可改变的长期轨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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