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世界经济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较与综合观察（4）
| | 毕业论文三、消费
这里也需要一些相当冗长的毕业论文推算，但基本要点是相同的毕业论文：
· 黄忽视了方行论消费的文章中使用的方法，从而弄错了它的含义。
· 黄对于英格兰食品消费的经验性观点是错误的；一旦它们得到纠正，我们就看到即使在大众消费最重要的领域，江南也完全可以与英格兰相比。
· 黄完全忽视了我对除粮食和纺织品之外的消费品种类的观点。
· 黄从根本上曲解了我对江南棉布产量、输出和消费的叙述，暗示我试图隐藏江南输出它生产的大部分棉布这一事实，而我事实上是突出了它。
· 即使我们对原棉和棉布的输出提出一个比我书中提出的更宽松的数额，留在江南供消费的棉布仍然与英国的水平大致相当。
· 黄依靠徐新吾的棉布消费估计来说明清代全盛期的人民生活在一个刚刚可以维生的水平上，是一种同义反复，因为徐的数字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定的基础上。实际上，徐并没有提供清代棉布消费水平的真实证据。
· 尽管黄反驳了我对1750年全中国棉布消费的估计，但与徐的估计相比，这些估计更符合其他有较坚实基础的研究（那些研究是黄本人也称赞并依重的）和其他相当明确证实的事实。
黄和我一致同意，对消费这个重大课题已有的研究成果太少，而方行1996年的文章迈出了有用的一步。然而，黄忽视了这个研究的局限性（黄2002a,166—7），方本人则对这些局限性直言无讳。首先，方观察的是极贫苦的穷人。他的17和18世纪的数据主要来自《沈氏农书》和《补农书》中对无地劳动者的消费状况的讨论：他们属于社会最穷的成员（91—92）。他没有做独立的收入估计，并且基本上让自己限于为一些消费项目确定现金价值，这些农书列举了一个土地所有者的雇工或是需要从地主那里得到、或是能够用他们的工资购买的这些项目的最低数量。此外，尽管方假定他的典型的劳动者是一个五口之家的家长，他却没有考虑这个劳动者的妻子提供的任何收入，除了她为家庭成员织的布（实际上，绝大部分情况下，一个无地的劳动者养活不起一个五口之家）。所以，方的工作是为研究受雇佣者的消费提供了一个最低标准，不是一个平均水平——他也没有自称它代表了平均水平。我利用他的研究指出，在用于食品的收入比重方面，这个最低标准与在同样阶层的欧洲人（包括英国人）中发现的消费模式极为相似。黄的言论完全不能影响这一观点，主要的欧洲中心论者们的新研究加强了它[1] 。当然有可能，江南人口中的极贫阶层比英格兰人口中的极贫阶层占的百分比更大，但那有不同的意义，它也并不明显。进一步的研究可能有帮助——像我的书那样的一本书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要说明我们在哪个领域最需要新的研究——但黄在假定所有农民或多或少同样贫穷的基础上提出的全部主张，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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