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英格兰与中国长江三角洲的分岔：财产关系、微观经济学与发展型式（1）
| | 产业经济学论文在《大分岔》一书中，彭慕兰（2000）就我们对亚欧大陆两端前近代与近代时期（大致为明清时期）经济演化型式的产业经济学论文理解提出了剧烈的产业经济学论文修正。最近对标准的或传统的观点的重申可见于宏观经济史家安格斯·麦迪逊对世界经济长期发展的论述――《世界经济：千年回顾》（2001），在此书中麦迪逊氏总结了他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运作》（1998）中的论点。麦迪逊认为，“西欧在十四世纪……在人均生产水平上已超过中国。此后中国……就人均方面而言，直到二十世纪下半叶以前或多或少是停滞的”（2001：44）。与此相反，彭慕兰坚信真正有意义的，不是比较中国与欧洲，因两者均含有经济发展水平迥异的地区。而应该比较两地各自最发达的地区也即核心地区，这样我们则会发现迟至到1800年，就经济特点、增长特性或结果而言，两地并无不同（2000：7－8）。 [1] 在中国最发达的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和欧洲最发达的地区，特别是英格兰，其制度框架、人口型式均有利于增长，经济演化轨迹类似。就标准宏观经济指数（资本量、生产率、人均GDP增长等）而言，经济发展水平基本没有差别，生活标准也大致处在同一水平上。只在19世纪上半期英国（随后欧洲）才走上与众不同的增长途径而导致与长江三角洲的轨迹根本分岔。但之所以如此并不是英格兰内部任何经济优势的结果，而是其重商主义政府与商业公司的独特形式使其能够得到美洲殖民地的土地、原材料及更重要的奴隶劳力。
接下来，我们将首先特别点出彭慕兰的论点及以高度提纲挈领的方式清楚地说明我们的批评的主要思路。然后，我们将通过对两个相继的历史时期，――也即前近代与古典工业革命时代的比较、以及对发展水平与生活标准进行相互对应的比较来展开我们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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