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三)
| | 宏观经济学论文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历史的宏观经济学论文原因,台湾、港澳暂时处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之外,其经济史学的宏观经济学论文发展走着一条与大陆不同的道路。 台湾港澳的中国经济史研究,1949年以前基本上是空白。1949年,一批史学工作者迁至港台,港台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才逐渐展开,但七十年代以前,仍然比较冷落。二战以后,由于发展经济学的兴起,经济史的研究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1] 。七十年代,重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风气传到了台湾;台湾本身经济的发展也提供了经济史研究发展的某种动力,而新一代的经济史研究者也逐渐成长起来。以上这些因素,使得七十年代以后台港地区注意研究经济史的学者比较多了起来。 与“文革”结束前大陆史学界相对闭塞的情况不同,台港史学界与西方学术界的联系和交流比较多,有些学者取得了外籍,但仍在台、港兼职或讲学。在这种氛围下,一些学者较早把西方经济学社会学的理论和计量方法等运用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较早把研究重心由经济制度转向经济发展[2] 。注意台湾地方经济史的研究[3] 、注意中国与海外经济文化联系的研究[4] ,也是台港地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特点之一。八十年代以后,台港地区与大陆学者的联系、交流和合作逐渐加强,重视大陆学者研究成果的评介和出版。 台港地区没有专门的的经济史研究机构,有关研究者主要散布在中央研究院的经济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和各个大学。台港地区也没有成立研究经济史的学术团体,但经常举行各种学术会议,它成为有关研究者联系和交流的重要方式。八十年代初,台湾曾经组织过两次规模较大的中国经济史暑期研讨会。1993年底刘翠溶、伊懋可(Marle Elvin)在香港主持召开了有台、港、大陆和西方学者参加的“中国环境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心之一就是环境与经济的关系[5] 。近年,中央研究院由院士王业键、刘翠溶牵头,举行中国经济史的双周研讨会,已经进行了两年。台湾、香港没有专门的中国经济史刊物,有关研究成果主要在上述各研究机构的集刊(最重要的是《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和各大学的历史学报上发表。1971年,停刊三十多年的《食货》复刊,主编仍为陶希圣。复刊后的《食货》改为月刊,以“采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致力于中国历史与社会的研究”相号召,内容从社会经济史扩展到整个史学,从以古代为主扩展到包括近现代,但社会经济史的论文仍占相当的份量。台湾等地一些重要经济史研究成果,首先是在这里发表的。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院的《新亚学报》和《新亚研究院学术年刊》,发表这方面的成果也比较多。在前些年创刊的以中青年史学家为骨干的《新史学》中,也常常能看到社会经济史方面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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