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关于经济史学科和经济史研究的三个问题——在2002年经济史年会上发言的要点
| | 评职称论文 一、 关于“社会经济史” 在去年九月天津举行的评职称论文一个学术研讨会上,侯建新先生作了一个报告,把“经济—社会史”视为西方正在形成的评职称论文一个新兴学科。他认为,经济史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60年代是它的黄金时代,但很快就走向衰落,原因是它的“唯科学”的倾向,片面强调计量、逻辑、模型,成为脱离社会的枯燥乏味的学科。20世纪末,西方经济史改弦更张,强调人文关怀,重视与社会史结合,同时社会史也向经济史敞开大门,于是出现了一批以“经济—社会史”命名的刊物、著作、课程、讲座等等。他主张,中国也应该努力建设“经济—社会史”学科。“经济—社会史”的勃兴的确是国际史学发展值得注意的一股潮流,并且已经对国内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强调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也是完全正确的,但不应推导出中国以前没有社会经济史的结论。,例如,杨国桢先生就在会上提出了异议,“经济社会史”或“社会经济史”在中国和西方早已有之,西方以年鉴学派为代表,中国以傅衣凌、梁方仲为代表。厦门大学出版的经济史刊物叫《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经济所出版的经济史刊物叫《中国经济史研究》,代表了中国经济史学中偏重于社会学方法和偏重于经济学方法的不同流派。 这一争论不是孤立的。最近我看到一些强调经济史应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文章;这次会上也有论文命题为“从经济史走向社会经济史”。这些文章诚然包含了正确的主张和有价值的意见,但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以前的经济史不是社会经济史,现在为了纠正这种偏向而需要提倡社会经济史。这实在是需要予以澄清的一种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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