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综述（1986——1995）之二
| | 技术经济学论文 三、 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趋势、中心线索及社会性质
如何从宏观上把握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这是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技术经济学论文一个重要问题。吴承明指出，过去有一种定型的技术经济学论文看法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向下沉沦的社会，直到70年代出版的近代经济史著述中仍“大都给人以一片凄凉、每况愈下的感觉”。他称这种历史观为“沉沦观”。进入80年代以后，国内一些学者对这种“沉沦观”不断地进行了批评。批评主要集中在对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工业的发展问题上。有些学者针对有关“民族工业在‘黄金时期’以后不断陷于危机和萧条”的传统见解，论述了二十年代民族工业的发展，但认为三十年代出现了衰退和破产；也有学者更进一步强调1920～1936年间是旧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吴承明认为中华民族的经济史是一部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历史，其间有严重曲折，但即使在这种时代也有它发展和进步的一面。他认为国家统计局把解放前农业和工业的最高产量定在1936年是实事求是的，在他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三卷里对近代有关年份的各类资本、国民经济各部门总产值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测算，从这些测算中可以看出1936年前近代经济是在不断地发展。刘佛丁等更进一步认为，不但从1850～1936年间中国国民收入及人均国民收入都有所增长，还经历了两个完整的经济周期：1887～1914年为第一周期，上转折点为1905年；1914～1936年为第二个周期，上转折点为1931年。刘佛丁等认为技术和管理制度的进步是中国近代经济史发展过程中两次繁荣的决定性因素，投资规模的扩张和收缩是经济繁荣和衰退的直接原因。[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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