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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过渡”及其评价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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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个世纪80年代前社会主义国家遭遇种种经济政治问题，开始启动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改革以来，关于“过渡”、“转轨”与“转型改革”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成为各国经济学家面临的重大课题。
“转型”和“过渡”概念的提出和使用者们在关于市场化改革的研究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们促使人们开始注意制度改革的系统性变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于“转型”和“过渡”的本质这一问题上，国际学术界的一般性认同在经济改革层面上将其界定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但关于市场制度与社会制度结合的“过渡”，并不存在一种统一的界定和共识。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时，西方正统经济学家形成的所谓“华盛顿共识” [1]在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意外陷入“休眠”状态后，遭到了广泛的怀疑。人们开始对渐进过渡方式给予肯定，并认为渐进改革才是“过渡”的正确方式，后者也被称作“北京共识”。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并没有掩盖关于过渡经济问题的分歧和争论。
关于“过渡”的本质，以及判断过渡成功与否的评价标准问题仍然存在严重分歧。该分歧主要集中在以科尔奈、萨克斯、杨小凯等为代表的部分西方转轨经济学家和中国大陆经济学家之间（陈甬军，1999；张宇，1997；张军，1997，等）。前者认为，“过渡”某种程度上特指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其实质就是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回归，试图在不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妨碍维持市场经济的宪政改革的集权制度）的条件下，建成市场经济是不可实现的（科尔奈，1999，2000；萨克斯，1997；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2000）。但后者认为，社会主义的市场化改革的形式与其制度改革的方向并不是唯一的，部分国家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而转向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排斥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继续探索市场经济建立的实践形式。因此，他们认为，对“过渡”和“转型”的定义应当具有包容性和高度得抽象性，即在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承认市场经济实现形式的制度创新和多样性。（陈甬军，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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