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理性与习俗——对经济学中“经济人与理性行为”概念的批判
| | 产业经济学论文 一．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产业经济学论文关系
尽管社会学与人类学、政治学、社会生物学有过或正在发生着密切的产业经济学论文互动关系，但是从历史到现今，同社会学保持着最密切的关系，对之发生着最深刻影响的是经济学。
在历史上，经济学同社会学曾经有过同源的关系。斯密是近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但其一生中投入最长时间和最多精力写作的却是一部伦理学和社会学的著作《道德情操论》。马克思和帕莱托一向被这两个学科的继承人共同奉为奠基人。韦伯是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但在他的一生中涉及经济学的著作不胜枚举：《世界经济通史》、《经济与社会》，等等。
近代人类社会所发生的那个最为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不可能不影响到它的学术领域，那就是分工与专业化。经济学率先独立。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社会学也终于走向独立，并渐次在大学中获得了一席之地。从此，两学科各立门户，其多数成员据地为牢，循规蹈矩。自然，还有少数穿越边界者。比如经济学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熊彼特曾写出一部社会学力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1942）。又如经济学家吉尔德写出了一部社会学韵味十足的杰作《财富与贫困》（1981）。但与此同时，却鲜有社会学家闯入经济学的领地。因为学院派经济学已凭借数学工具为自己高筑起一道蓠笆，令门外汉望之却步。而社会学却始终没有建立难倒经济学家的门坎。
二次大战以后的又一特征是经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旋律。水涨船高，经济学赖此脱颖而出，成为社会科学中的“显学”。其队伍愈加庞大，理论日益丰富，它企图解释一切的野心也随之勃然而起。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1976年出版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堪称后来被人们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宣言书。贝克尔在这部书中说道：“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而成为一门学科，关键所在不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其分析方法就是“更明确更全面地假定最大化行为，假定家庭、厂商、工会或管理当局的效用或福利函数能够最大化。假定存在着不同效率的市场以协调各方参与者。假定人们（的）偏好也没有很大的差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不仅适用于解释经济行为，而且可以解释“语言的进化、出席礼拜频次、死刑、法律制度、动物绝种，以及自杀、离婚率，等等”。一言蔽之，“经济分析提供了理解全部人类行为的可贵的统一方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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