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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培育和规范社会性投融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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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题的提出
经济总量格局改变以后，我国经济运行中非常突出的一个矛盾是投融资体制不适应竞争加剧、风险加大的新环境。引起的直接问题是投资增长乏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活动受到很大限制。
投融资体制的根本症结在于资金的使用和资金的权益脱节。改革开放以来，放权让利行动使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比例发生了重要变化，见下表：
国民可支配总收入比例变化表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
随着这一变化，居民成为储蓄积累的主体。1998年当年形成的总储蓄中，居民占51％，企业
占35.8％，政府占13.2％(根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国民经济核算资料》（2000年）有关资料计算得出。)。这表明，居民已经是社会投资资金的重要产权主体。但这一产权关系并没有在投资活动中反映出来。居民所有的积累资金主要通过国有银行存贷款的方式进入投资活动。经过国有银行这一中间环节以后，居民所有的积累资金转变成了准国有资金性质的国家银行贷款，这使得投资资金的绝大部分表现为国有资金的性质（只有非国有企业的自有资金不表现为这一性质），成为各级政府为主体的投融资活动的重要基础。这里存在的问题是：作为投资主体的政府既不分享投资的收益，也不具备承担全部资金损失责任的能力（相对于全部投资资金，政府财政赔付的能力是很有限的，这也恰恰是目前不良资产难以很快清理的主要原因）。政府是资金使用者，居民和企业是资金的所有者，资金使用主体与资金权益主体是相分离的。短缺经济条件下，投资的风险很小；而增加投资对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增加财政、企业、居民收入等方面的作用则非常显著。而后者恰恰表现为各级政府的主要政绩。在风险很小而政绩很大的情况下，政府投资的积极性很高。当短缺经济消失以后，市场竞争激烈了，投资风险加大了，增加投资不一定带来经济发展、就业增加、收入增加，反而可能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失。因此，增加投资与提高政绩不一定是正相关关系了。此时各级政府投资的积极性必然下降（属于扩大内需的政策性投资不在此列）。实践证明，政府投资在市场竞争环境下效率较低，投资可能增加的政绩与风险是很不对称的。因此，以政府为主体的投融资体制，在全面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必然导致体制内自发投融资活动趋冷的情况，引起投资需求不足，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缓慢，经济自身增长乏力等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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