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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与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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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讨的并不是一个新的课题。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发表的有关论著除了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文献外，其引人注目之处还在于它们沿着两条基本上不同的思路，提出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尽管它们的作者显然无意进行争论。
其中一种观点认为，1969年春中国军队在珍宝岛采取军事行动，是在文化大革命强调反对修正主义的特殊背景下，对苏联不断制造边界事件的一种反应，此后中国寻求改善中美关系是中苏紧张局势事实上的缓和带来的一个有国际意义的副产品.[1]另一种观点指出，毛泽东是在调整中国外交战略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利用中苏边境争端。
[2]比中国学术界开始讨论稍早一些，当时任苏联驻华公使的a.叶利扎维金的回忆及冈察洛夫和乌索夫所写的前言和评述已经发表，他们在其论著中强调，中国领导人在1969年的边界冲突中在追求广泛的政治目的，是利用边界冲突拉拢同莫斯科对抗的主要西方国家.[3]
认真比较上述不同的观点，便会发现仍然存在一些带有根本性的疑问，它们包括：从中苏关系破裂到1969年两国发生边界军事冲突，中国外交战略及其支配下的对苏政策的主要特征是什么？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开始于何时，以及中苏边界冲突在其中起了何种作用，是因为中国要调整外交战略而利用中苏边界冲突、还是边界冲突促成了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中国对外政策的决策者们对中苏边界军事冲突的后果是否有某种预见，包括是否预见到苏联会作出何种反应，以及美国将会如何利用这种形势？本文的目的是结合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与新公布的历史文献，对上述问题作出解释。需要指出的是，要解释上述疑问，必须参考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否则便很难解释中国决策者们的一些关键性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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