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怯懦在折磨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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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们该对这个浅薄，衰朽，物质化的时代说些什么呢？早在1970年，没有自由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尔仁尼琴，就在他对外发表的演说词中坦率地说：“世界正在被厚颜无耻的信念淹没，那信念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索尔仁尼琴是有权力这样说的，因为他终生都在为反抗一种专制的境遇而斗争，进而为正义挽回了一个可贵的说话空间。可在同一时间的中国，人们正在举着红宝书，用拳头，唾沫，手榴弹实践着一个昏昧的有关偶像崇拜的理想。全国上下都在说一样的话，都在用一个脑袋思考问题，而且，其中不乏留学多国、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几十年以后，当我读着一些记述“文革”磨难的文字时，依然无法抹去我心头的困惑：为什么偌大一个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国，会在那些愚蠢、荒诞的问题上达到可耻的一致？看来，一个缺乏理性启蒙，一直处于蒙昧之中的民族，是很容易落到自身的非理性的危险之中的。
我常常在想，作为一个思想家和辩证法大师的毛泽东，在那个集体造神的岁月里，岂能不知“一句顶一万句”、“万寿无疆”这类话的荒唐呢？可是那些被蒙在鼓里的人，还在监狱，牛棚，医院的油灯下，写着糟蹋自已、奴颜卑膝的长篇检讨。我真的感到悲哀。拿三十年代就被鲁迅说成是“奴隶总管”的周扬来说吧，1975年当专案组通知周扬出狱时，周扬则提出给毛泽东的检查还没有写完，要在狱中多呆几天，写完再回家，结果他比同狱的夏衍晚一个星期出狱。我不知道周扬写的是什么，但我期望有一天谁能够将“文革”时期所有重要人物的检讨书结集出版，那一定是最珍贵的精神资料，也将是鲁迅所说的我们这个“不悟自己之为奴”的民族的生动说明。鲁迅还在《坟·灯下漫笔》中说：“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当我读着这些先知般的文字时，我的确是觉得鲁迅太伟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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