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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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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80年代作为一个新启蒙的时代，知识分子所以对其念念不忘，固然有其多方面的原因，但因启蒙而构成的知识分子和其他社群之间的关系、亦即我启你蒙那种精英与大众的关系，显然是其极为重要的缘由之一。启蒙作为知识分子自五四以来所形成的集体记忆，它有效地平复了前几十年由于启蒙与民粹的倒转，亦即知识分子从启蒙主体倒转为被教育的对象所带来的心理重创。因此，80年代是本世纪继五四之后最能让知识分子扬眉吐气的时代。90年代不然，90年代的文化形势肯定是对80年代启蒙格局的消解，它重新书写了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反启蒙而是非启蒙。反启蒙是民粹的重新翻转，是知识分子重新成为被教育的对象；非启蒙不同，它是把知识分子从启蒙的中心放逐，从而使其成为被疏离的对象。这种疏离即边缘化对知识分子的打击是前所未有的，如果说五四以后到80年代这一个甲子间，知识分子因其启蒙的颠覆从而蒙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的话，那么，90年代的知识分子因其启蒙的失落而一下子跌入的却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然而这重与轻对知识分子都是致命的，重还可能产生悲壮感，轻则纯然是一种出局感，两者俱使知识分子的时代抱负难以施展，偏偏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又那么强烈。因此就不难理解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的大面积展开，它以理想和信仰为旗帜，对世俗社会或社会世俗化进程展开尖锐的道德批判，并以此为过渡升华为一种反世俗倾向的道德理想主义。这一历程不妨看作是知识分子重返启蒙中心的一种无意识的努力。它的意图显然是再度书写已经被改写了的知识分子与大众社会的关系，同时也再度确立知识分子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精英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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