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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比较的视域看世界伦理与宗教对话——以东方智慧传统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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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对话之中，柯恩一薛波（Dan Cohn-Sherbok）的文章提到，美国犹太神学家鲁宾斯坦（Richard Rubenstein），“倡导了一种神秘的神学，颇近于东方的宗教系统。”[1]这触发了我的回忆。在七Ο年代后期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一位印度学者和一位研究日本禅宗的学者发表论文，把东方的神秘经验与西方的爱克哈特（Meister Eckhart），（1260-1328）与波美（Jakob Boehme, 1575-1624）作出比论。鲁宾斯坦即席指出，在基督教神秘主义为支流，其本质为“契约宗教”（covenant religion）。这是无懈可击的说法，但他继续发挥，却语出惊人。他说由于犹太人未能履行圣约，上帝可以用任何方法惩罚他们，包括二次大战的大屠杀。这却有否定、解构的意味。后来在走廊上和他聊天，他说，你们继承自己的传统，并不足为奇，我是经过巨大的挣扎才翻出自己的传统，那种艰难，不是你们可以想像的经验。用希克（John Hick）的三分架构：“排他主义”（exclusivism）、“包容主义”（inclusivism）、与“多元主义”（pluralism）来说，[2]亚伯拉罕信仰如犹太教、基督宗教与回教是排他主义的传统，到了今天，绝对论（Absolutism）倒塌，简直需要脱胎换骨，转趋包容主义还不够，必须采取多元主义，才能避免迫害异端与宗教间的纷争。东方的智慧传统，如印度教、佛教、道教与儒家却是包容主义的传统，负面的包袱或者是轻一点。但包容主义惯作“判教”的措施，纡尊的架势还是未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异教，仍然有其问题。而东方传统是否愿意或应该向多元主义转变？这样的转变会碰到怎样的困难？都需要提到意识层面上来加以分析、反省和检讨。我们现在继续由比较的视域，看东方智慧传统怎样对世界伦理与宗教对话作出回应。乃是放在这一宽广的背景之下，最后我才由新儒家的立场作出我自己的论断，以及进一步往前探索的提议，以面对新世纪与千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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