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神学伦理学的当代意义——奥斯维辛和文化大革命所引出的真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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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人类的伦理 免费论文记忆中，奥斯维辛（auschwitz）和文化大革命也许是最深刻地凝结了一切苦难的伦理 免费论文经验。从而后人无论就何种意义进行追溯和表达，这两个已经符号化的事件都会相互在精神的进路上，使人的存在、创造、理性、信念和价值遭到根本的质询。对于当代人而言，无法面对这一质询的任何思考，都不再具有人文学的性质。
文化大革命与奥斯维辛之间固然存在着种种不同，但是它们至少在两个维度上使东、西方不同的生存经验得以沟通：其一是集体无意识的幻想、狂热及其合力的无可遏制；其二是人类既有价值、秩序和规范的脆弱。正是因此，当代中国人所面临的文化问题才与西方人日益相似。这两个事件之间的可沟通的部分，成为东、西方在同一起点上进行思想对话的基础。
对奥斯维辛的反思，实际上已经融入西方人文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从朋霍非尔（dietrich bonhoeffer）、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弗罗姆（erick fromm）、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保罗·利科（paul ricoeur）、阿兰德（hannah arendt），一直到90年代以来的哈斯（peter haas）和费辛（darrell j. fasching）等人的新作，(1)奥斯维辛问题或隐或显，但都从不同的角度将追问引向人文学的一些基本关注。这种关注对以往的真理制度(discursive form)所表示的怀疑，似乎使人类的全部精神活动都不得不带有重新进行伦理选择的性质。因而纯粹的伦理学话题，或许会更多地离开应用的层面，而转入它们的内在依据。
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确实早已被彻底否定。80年代以来便不断有文学作品，回忆录及理论探讨试图对之进行批判和总结；近些年更是借助一个海外女作者的群体，通过自传式的小说使中国人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个体经验引起西方的强烈反响。(2)但是迄今为止，这些见诸文字的表达基本上只是否定曾经有过的真理的结论，甚至只是建构一种世人皆醉我独醒的那西索斯神话（narcissistic myth），(3)却很少涉及到导致那些真理结论的真理制度本身。在原有的真理制度之内、持守原有的逻辑方式和话语系统，任何对真理结论的彻底否定实际上都很难奏效。因为，这种批判的起点已经注定使它失去批判的张力。更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世俗伦理的标准及其惯性，都潜在着相当强大的消解力量，乃至随时都可能将人们已经意识到的问题重新纳入一个圈套，使之自我消解、化为乌有。这种世俗伦理的标准和惯性有如布鲁赫（ernst bloch）所描述的代码（code），一旦接受这样的代码，也就接受了其中限定的意义；因为言说的一方所采用的代码，本身就规定了对方的话语的形式。(4)基于这样的考虑，我认为当今东、西方思想界就此进行对话的前提，首先应当是建立和分享一种共同的问题意识，即：奥斯维辛与文化大革命所延伸出的根本问题究竟是什么？它们留给后人的思想空间究竟在哪里？我们的一切问询和谈论在何种意义上才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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