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方文论的引进和我国文学经典的解读
|
| |
80 年代初期以来, 引进西方文论的潮流, 可能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规模最为宏大, 成就最为壮观, 对我国文论建设的促进最为巨大的一次。它结束了我国的文学理论自我封闭、自我窒息、自我麻醉的危机状态, 推动我国文论的高速发展, 在现代化尚未实现的中国创造了与西方后现代思潮“超前”接轨的文化奇观。
但是, 西方文论如此高速的引进, 也带来了苦涩的困惑。世界上不存在任何完善的理论, 任何一种权威的理论话语都有其澄明的一面, 又有其障蔽的一面。我们的任务就是消除障蔽。
问题在于如何消除这种障蔽。中国古典文论向现代转化的命题的提出, 提供了一条途径。但是, 古典文论的“转化”, 对于西方文论来说, 就意味着不是求同, 而是求异; “现代转化”, 对于古典文论来说, 也不是简单求同, 而是求异。但是, 作纯粹理论的回答, 是无力的, 因为每一个范畴的派生, 都意味着文化历史语境和思维模式的反复搏斗。本文试图通过中国现代文论引进的两个阶段的比较来回答这个问题。
( 一) 话语的硬性封闭和弹性派生
30 年代的文论家引进革命文学理论, 是为了解决文学的问题, 但是, 革命文论话语中, 充满了哲学的普遍规律, 作为普遍的大前提, 并不能演绎出文学的特殊规律来。“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之所以遭到否定, 就是因为, 它窒息了文学形象的特殊性①。早期的革命文学理论家不是正视矛盾, 而是以理论的话语权威, 来消解这种矛盾。共同的倾向是, 但求其同, 拒绝或者藐视明显与之相异的文学现象, 即使感觉到了障蔽的存在, 也不惜歪曲, 将其纳入现成的有限话语之中。钱杏眓的《死去了的阿q 时代》, 强行求同, 硬性歪曲, 可以说是这种倾向的代表。求同的最幼稚的形态, 就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抽象照搬, 把复杂的文学现象看得简单了, 以为一切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就连鲁迅也一度以为读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 就解决了文学史家长期不能解决的问题。
|
|
|
|
|
教育论文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