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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本土化冲击下的儒家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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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智识分子须接受通识教育
去年，我曾到新加坡参加国立大学中文系所主办的儒学与世界文明的国际学术会议，我的报告环绕着《从儒家的人文精神来看文明对话和全球伦理》的课题而展开，并提出了一个观念，就是公众智识分子的观念。所谓公众智识分子，是指一群关切政治、参与社会，而且醉心文化，也就是对文化有兴趣，也有研究的读书人。我可以肯定地说，今天在场的1200多位朋友，都是公众智识分子。我希望也相信公众智识分子能够为文化中国——就是广义的中华文化——的精神资源注入养分，使它从薄到厚，同时使文化中国的价值领域，从稀少到多元。这要靠所有公众智识分子的共同努力，当然也要配合全社会，甚至散布在世界各个地方的华人。这些工作必须同时开展，才能够为“第四座桥”的建构创造条件。在我们做这些工作的过程中，即使没有“顶峰经验”，我们亦可堂堂正正做人，也可以发展我们积极的作用。如果有“顶峰经验”，因有了宽广的价值基础，也不会走火入魔。
因为这原因，我觉得公众智识分子和人文学，就是传统所谓的文史哲，现代学术分工较细，应包括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宗教及文化研究等项目。虽然不是从事人文学专业，我们可以研究科学、研究企管、研究建筑、研究心理，也应该和人文学有关。人文学是认识和了解人本身（包括个人和群体）最贴切，而且最直接的学问。其实不必是人文学者，所有智识分子都应有人文关怀。正因如此，从公众智识分子的角度，我们必须强调接受通识教育的必要性和发展成人教育的重要性。教育应该是继续的、持久的，而且是永远向前推进的，因为我们所关注的不仅是专业知识方面的训练，还要关注怎样做人，要设法了解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心与天道的关系。如何把“学做人”这个大家都耳熟能详但又无法一窥全豹的课题摆在跨世纪的文化脉络中来作进一步的讨论，是我今天的主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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