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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化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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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现代学院就叫作圣凯瑟琳学院。牛津大学的许多学院不可能都跟着咖啡店的名字起校名，不过，我待过的那个沃德姆(wadham)学院，听上去却有点百货店的味道。这个名字包含着理论思考的丰富材料，可以思考问答式教学方法和漂移的能指；思考被压迫者的模仿时髦和自我掩饰；思考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提到的戏仿现象，即贫困化的现在用神圣过去的诱人徽章把自己打扮起来；思考这里一无所有的男人们占有了一个女人的名字，那是一个殉道者的名字；还可以思考尼采的谱系学思想，把犯罪、失误、疏忽以及微小的机遇纠合成那些不动脑筋的人所称的传统。我笼统点一下这些话题，想尽快把它们打发掉，因为我不想把这次演讲花在我新来乍到的这个学院的名字问题上。我只想说，当我也模仿新潮、思考自己的谱系归属时，我无法回避那种十二分强烈的感觉，我经常在凌晨时分感觉到自己是因错就错地成了沃顿英文教授。但是，当教授总比失业好，所以我无意于对这份厚礼吹毛求疵。 其实，我根本不想对批评理论多说什么。杰弗里.埃尔顿把批评理论称为知识分子的闲话，我发现自己也越来越不能忍受在读者和文本之间横卧着一种不成体统的话语。你们也许已经注意到，有些批评语言的这个问题更严重。有些术语如象征、扬扬格、有机统一，以及美妙的质感等，把文学作品拉得离我们更近一些，而性别、能指、亚文本以及意识形态等术语却将作品远远地推开。总的来说，要谈宇宙景观，不要谈殖民主义，要谈美，不要谈资产阶级，这样做才有所裨益。我们可以谈论重压之下的人类状况，但是不要提到任何具体集团的人们受压迫的问题，否则文学就会误入社会的歧途。平常的语言就有“丰富的形上性”，从巴厘岛到纽约布朗克 斯区，人人都听得懂。“烈性的阳刚之气”只不过是那些与c.s.刘易斯和e.m.w.提亚德不在一条道上的人们的粗野行话而已，那些人硬要把他们烦人的意识形态见解引入本来是美学的问题。但是我不准备多谈理论，因为理论怎么看也像一座大冰山的端点、大工程里的一部分，总是要取消意义，摧毁标准，用《贝诺纪年》(beano annual)取代《贝奥沃夫》(beowulf)，编撰一本只包括泰恩赛德民谣和岩洞图画的教学纲要。换句话说，问题的关键是西方文化本身弥漫着危机。虽然并非所有地方都可以明显看到这种时代的风云剧变，尤其在牛津的考试里看不到这种情况，但是我们应该用瓦尔特.本雅明的那句名言给自己提个醒，“一切照样进行”正是危机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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