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关於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
| | 心理学论文 为了发展科学，把古老的心理学论文中国现代化，中国学术界多次开展了关於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心理学论文讨论。这个问题，国际科学史界都把它称为“李约瑟难题”。许多人都以为，这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於1964年最先在〈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提出的，他的问题是：
“为甚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甚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於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
其实，关於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的探讨，在李约瑟以前很久，早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韩琦在〈关於十七、十八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科学落后原因的论述〉一文中，就介绍了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D. Parrenin）、启蒙思想家伏尔泰（F. Voltaire）、重农学派代表人物奎奈（F. Quesnay）、英国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法国哲学家狄德罗（D. Diderot）的有关论述。而中国学者，早在本世纪新文化运动之初，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因限於资料，作者拟在本文中对中国大陆学者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作一简单的回顾。
一 新文化运动时期（1915-1924）的讨论
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任鸿隽（1886-1961）在1915年创办《科学》杂志之时，就探讨了“说中国之无科学的原因”，认为“无归纳法为无科学之大原因”。
1920年，我国启蒙思想家梁启超（1873-1929）在他的《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清代“朴学”的研究法，已“近於‘科学的’”，而自然科学不发达，是因为我国人有“‘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之观念，因袭已久，本不易骤然解放，其对於自然界物象之研究，素乏趣味”，又因为清代中国没有学校、学会、报馆之类的建制，科学上之发明不能流传和交流，“因秘而失传者，盖不少矣”。有趣的是，蒋方震（1882-1938）在1921年为这部著作写的序中主要讨论的，也是清代“纯正科学，卒不扬”的原因。他列举了四条：（1）“清以异族，入主中夏，致用之学，必遭时忌”；（2）“耶稣会党太子”，得罪了雍正，“竟为西学输入之一障害”；（3）“民族富於调和性，……此科学之大障也”；（4）“民族尚谈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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