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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中国的大学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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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文论题而言，中国大学的时间指向是从19世纪末期以来中国“现代”大学的成长过程，但是坐实在当代中国大学。空间指向是“大中华”地区，即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两岸三地，当然讨论问题的时候主要是以大陆为主体，这是讨论者的当下关怀注定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所谈的不是“中国大学的”处境，而是“中国的”大学处境，意思是要强调，谈论对象尽管限定于中国大学，其实是通过谈论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大学处境问题来讨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处境问题。无疑，这是一种审视大学的布鲁姆式[1] 的思路。在一个具有全新特点的全球化时代，后发外生的中国大学面临着与它寄居的社会一样严重的问题。本来，从传统到现代、封闭到开放、专制到民主、计划到市场的多重转型的中国社会与中国大学，现在必须同时面对它所模仿的西方现代社会自身的全球化转型。就此而言，认知社会的结构特质、针砭中国大学的时弊、矫正大学的建构理念、树立大学的健全思维，已经成为一个象征着中国社会转型状态的重要指标。
全球化与大学
显然，今日之大学面对的社会背景，已经大大地不同于此前。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西方社会结构转型，逐渐造就了一个新型的全球社会体系。到1990年代初期，社会学家们已经断言这种新的社会体系在人类生活中的独特地位，如吉登斯就指出“全球化是一个必定在社会科学辞典中占据关键地位的术语。”[2] 这一断言，在今天似乎已经成为现实。只要我们在互联网上键入“全球化”这个术语，就会出现汗牛充栋的文献目录。中文世界所出版的关于全球化的书籍充斥着图书市场。而我们中国在加入WTO前后的几年时间里，对于“全球化”的体会就更是直接而现实了。汉语思想界围绕全球化问题展开的争论，则成为近年汉语思想界的一大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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