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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宋代书院到现代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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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周末，我来到五夷山。茫茫烟雨之中，只见蜿蜒浩荡的九曲溪环绕着座座俊秀的山峰。山上流下无数飞瀑，山色雄奇神秘。当我登上天游峰顶时，一片云雾袭来，眼见附近山峰由彩色画面变成一幅水墨画；当云雾退去时，黑白画面又恢复了丰富的彩色。我不禁想象，当初朱熹和他弟子们沐浴在这样的山光水色之中，难道不会对他们的思想文章产生重要的影响吗？
想起朱熹，自然想到五夷精舍，于是匆匆来到云窝附近的精舍遗址。当年书院的遗迹几乎无法辨认，然而精神似乎决定了物质。这里正在兴建一座名为紫阳书院的仿古建筑。在南宋时，这里与杭州相比，就如同今天的偏远边疆。但两者不仅在景色上各有千秋，而且各为一个中心。杭州是政治中心，五夷山则是文化中心。在杭州，有人造的宫室园林；在五夷山，则有自然的奇峰曲水；在杭州，有繁杂的宫廷礼仪；在五夷山则有坦荡的学术争锋。比起杭州，五夷山更为自然，更为超越。这种自然的与人文的背景似乎孕育了宋学的风格。
从唐到宋，中国社会正如许多著作家所说，发生着一个重大的转折。随着人口的增加，社会变得更为复杂，以传统的世家大族为基础的政治结构越来越难以驾驭整个社会。作为结果，唐代开始了科举制度，又引起了世族大家的进一步衰落。尽管先秦儒学完成了将原始宗教理性化的过程，但仍没有完全超越家族制度。在另一方面，理性主义的儒学虽然能够激励士人超越生命，对普通老百姓则借用传统的祖先崇拜维持信仰。与从印度传入的佛教相比，儒学似乎缺少神圣性。再加上工商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增进，又扩大了知识的视野。这时的儒学需要拓展，需要超越，需要一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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