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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体制与文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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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教育的传统在中国渊远流长。在传统文化中,文学历来被作为诗教,服务于人格培育和道德修炼。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小子何莫学夫《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由于传统社会中文学尚未与其他社会活动分离,它属于广泛的社会行为的一部分。所以,文学教育与其说是侧重文学,不如说更加关注通过文学来达到的文学之外的目的。 照韦伯的看法,现代性的过程乃是一个不断分化的历史进步。所谓分化,在韦伯的社会学意义上说,主要指去魅化和合理化,前者是指把宗教的东西与世俗的东西区分开来,后者是指强调人的行为、手段和目标都应符合理性原则。这就导致了两个最重要的分化:世俗的东西和宗教的东西的分化,文化的东西与社会的东西的分离。于是,文学作为一个独立自足的领域便应运而生。中国虽然是一个世俗的国家,没有强大的宗教传统和势力,但近代以降,文学的发展也依循相似的路线演变。文学从传统社会中的道德重负中摆脱出来,逐渐形成了自律的文化观念。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出现,大学堂和书局等现代体制的涌现,为现代中国的文学教育奠定了基础。讲授文学不但是一种职业,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关怀。新文化运动中许多作家、批评家和学者,他们既是文学家,又是教育家;他们既在大学讲台上讲授文学的一般知识和理论,同时也在通过文学来关注社会现实和历史发展,关注中国的种种问题,从国民性到启蒙和救亡等。现代文学及其教育在摆脱道德说教的同时,又被附加上许多它有时难以完成的重任,诸如小说界革命,文学救国,以美育代宗教等等。文学在去掉一些功能的同时,又被赋予另一些技能。但从总体上说,不同于传统的文学教育,近代以来的文学及其教育在创作与社会实践、学术知识和社会关注等方面,似乎保持了较为合理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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