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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非典”重在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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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日周
中国人有“得过且过”的寒号鸟思维，有“能忍则忍”的奴隶性意识，有“事不关己”的避矛盾思想。这样的不去严肃追究官员责任的人文环境和在这种人文环境中产生的旧的干部体制，使人们觉得中国最好当的是官：什么人都敢当官，都想当大官。一些干部一旦当了领导之后，不是勇敢地承担起领导责任，去认真负责地处理份内的各种问题，而是丢掉了当领导的责任，去享受当领导的福利待遇。或者换一个说法，他们不是去勇敢地探索改变干部制度的弊端，而是处心积虑地利用干部体制的漏洞以谋私。
岂不知，一切都是有条件的，都要有一定的界限，一旦超过了界限，问题的严重性到了上级有事业心的领导忍无可忍的地步，或者到了群众“忍无可忍”的地步，即使旧的干部体制不变，一些官员也要受到责任追究，变成重大变革前奏的一个个案例。中国任何一项体制性的改革都是逼出来的。我国“三级所有，队为基层”的人民公社旧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农村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新体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那么，为什么改革旧的干部体制的题目也早已提出来了，但改革的速度还是这么缓慢呢？为前所述，人们还在“得过且过”、“能忍则忍”和“事不关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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