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毛泽东“关于周作人批示”的来龙去脉
|
| |
周作人在1949年底给周恩来写信，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信是怎么传播开来的？毛泽东是否看过此信并有“说话”或“批示”？这些都是应该弄清楚的问题。弄清这些问题，不但是研究周作人的需要，而且也是研究毛泽东的需要，研究建国之初党和政府有关政策的需要。
关于周作人给周恩来写信的事，传言不少，见于文字的，以我所接触的材料看，最早的是唐的《关于周作人》（《鲁迅研究月刊》1987年第5期），其中说：
大概是一九五○年吧，中央召开全国文物工作会议，我从华东来到北京。文物局长郑振铎，还有文化部长沈雁冰等，刚从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那里拿到一封周作人给他的信。信很长，将近六千字，是周作人的亲笔。总理交给文学研究会几位同人拟具意见，我从西谛（郑振铎）那里得见此信。信的开端没有抬头，只见“xx先生”，信末则说，“本来也想写给毛先生，因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去惊动，所以便请先生代表了。”写信的日子是“民国三十八年七月四日”，署名“周作人”。按此计算，这封信送出之前，大概有过一段踌躇反复的不算短的时间。
唐的这段话，有好几处是经不起推敲的：第一，文学研究会在三十年代已停止活动，新中国成立后更不复存在，周总理怎么会“交给文学研究会几位同人”去“拟具意见”呢？第二，所谓“文学研究会几位同人”，无非是指沈雁冰、郑振铎和叶圣陶，当时沈是文化部部长，郑是文化部属下的文物局局长，叶是直属于政务院的出版总署副署长。他们是否可能“从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那里拿到一封周作人给他的信”呢？不可能。因为，总理如果认为此信应交文化部办，必然由政务院发文至文化部，部长阅后认为应由文物局提出处理意见，就将文批给下属文物局。如此事需要出版总署合办，应由政务院同时发文给该署。政府机关办事，怎么可能像民间熟人串门，随随便便“拿到”一封信，在老熟人之间递来递去的传阅？唐所说“拿到”一封信和“几位同人拟具意见”云云，是他想像出来的。他不熟悉政府机关办事程序，就想像错了。第三，唐确从郑振铎那里看到周作人致周总理的“亲笔信”。但这信不可能是从总理那里“拿到的”。试想，总理如真的收到周作人的信，怎么会把原信给郑振铎呢？而必然要秘书处抄录或打印（当时还没有复印机）再发文至文物局，原信存档备查。唐看到的既然是“亲笔信”，那一定是周作人自己抄录的信寄给郑振铎的。唐文中说：“信的开端没有抬头，只写了‘xx先生’。”这就可见是抄件。如真是从总理那里“拿到”的信，抬头必写“总理先生”或“恩来先生”，怎么会是“xx先生”呢？（唐后来还得到了这封“亲笔信”的照片，印在他的《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一书中，那抬头是“、、先生”，可见是周作人自己抄录的抄件。）第四，王士菁在《关于周作人》（《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第4期）中说：“大概是一九五○年十二月间吧”，有一天，雪峰“看一份材料，越看越生气地对我说：‘你看，周作人如果有一点自知之明，是不应该写这样的东西的。’我问这是怎么一回事，雪峰同志说：最近领导上转给他一份材料，是周作人为自己辩护的。说罢，他即匆匆回家去了。”所说的材料，大概就是周作人致周恩来的信的抄件。后来林辰向雪峰借来抄了，发表在《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二期上，信的抬头也是“□□先生”，可见确是抄件。它只可能来自郑振铎。第五，至今未发现源自政务院的关于周作人的文件，这有两种可能：周恩来收到信后不予理睬，或周作人写了信后根本没有寄送周恩来。我倾向于认为是后一种可能。给周恩来写信，在周作人说来，应该是件大事，可周作人日记中竟无记载，这也是一大疑点。（传言此信周作人是请什么什么人转去的，查无实据，也是耳食之言。）周作人给周恩来的信，很可能流传世上的就只有郑振铎收到的那份抄件，是郑振铎将它拍成照片传送四方而至议论纷纷的。
|
|
|
|
|
|
|
|
|
| 广告载入中... |
| 广告载入中... |
| 广告载入中... |
|
|
|
|
|
教育论文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