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复旦缘的断裂和续接
| | 中学教育教学的论文 复旦文脉,断也难忘,续也难忘。 入学复旦,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中学教育教学的论文事了。回忆中最清晰的中学教育教学的论文是毕业前复旦文脉在我身上的断裂,毕业后的续接。 1955年开始,自己在名师荟萃的外文系悉心攻读。十分充实,快乐。1956年,提倡独立思考,号召向科学进军。心里甜滋滋地躬逢其盛。 1957年,风云突变。钟情的同学是同班的团支部书记。她在上呈的书面思想汇报中坦认了几个“一闪念”,最严重的是:“毛主席将来也可能犯错误。”据此,被打成右派,时年二十一岁。我觉得这不公平,不愿和她划清界限,私下依然约会。1958年,都以为反右运动已经结束,自己又无仗马之鸣,却被系领导补为右派。(离奇的是二十一年后改正时,外文系党总支书记正式告知在复旦校党委当年的反右档案中竟没有我的审批材料!) “戴帽”后,首先是罗织罪名,批倒批臭。继之以惩罚性的体力劳动。挣扎于狭窄的生存空间,惊悚于动辄得咎的恐惧之中,人格尊严,扫地以尽,战战兢兢,遑论学业。1962年“摘帽”了,分配到师院附中任教。好景不长,遭遇“文化革命”。作为“摘帽右派”,难逃一劫。人身的凌辱,内心的压抑,半夜梦回,只觉得心上泛起一阵阵的苦水。幸好1976年,石破天惊,一扫政治阴霾。领导信用,同事友善,终于卸下包袱,平等做人了。但是我的心底深处仍有一片很深的阴影,那就是由于专业潜质的退化而根植的自卑,或者说,由于自我价值的失落而忍受的伤痛。 转折出现在1979年,恩师林同济教授找我恳谈三次,激励我明确方向,立志奋起。1981年调入海关高校后,受到器重和鼓励,争分夺秒地教学,进修,读书,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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