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记我的三次反思历程
| | 经济学论文
在我从事写作的经济学论文六十余年中，我的经济学论文思想有过三次较大的变化。这三次思想变化都来自我的反思。我是在严格意义上使用“反思”一词的，即指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省和检讨。
《思辨录》这本书经过四次编订。最初的本子《思辨短简》于一九八九年在上海古籍出版，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共收文一百五十三则。第二次编订的本子改名为《思辨发微》，内容有了较大的增补，收文二百余则，一九九二年先由香港三联出版，次年再由台湾书林刊行。第三次编订的本子《思辨随笔》，虽然在篇幅上不比《思辨发微》增加多少，但还是作了不少增删，这本书稿于一九九四年由上海文艺出版，发行的时间最长，共刊行了九版，印数近四万册。现在编订的《思辨录》，则是第四次编订，由上海古籍印行，内容增加了将近一半，全书收文三百七十六则，要算各个本子中收罗最全的一个本子了。我把它作为定本，因为按我的体力、精力来说，今后不可能再写出更多文字，再作新的增补了。
《思辨录》在编法上和以往几个本子不同，是按文章分类编纂的。本书所收的文字从一九四○年开始至二○○三年，跨越了一个甲子，这期间我的思想不可能不发生某些变化，我在编纂本书过程中虽作了若干文字上的修订，但在思想内容方面则未作改动。
第一次反思
在我从事写作的六十余年中，我的思想有过三次较大的变化。这三次思想变化都来自我的反思。我是在严格意义上使用“反思”一词的，即指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省和检讨。我可以把这三次反思简述如下。第一次发生在抗战时期一九四○年前后，那时我入党不久，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举例来说，一九三九年我写的《鲁迅与尼采》一文，发表后有较大影响（甚至至今还有人提到它）。但我坦率地说，那时我并没读过多少尼采著作，我的许多看法大多袭自苏联一本论尼采的著作。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大后方传来了一股学习古典名著的热潮，孤岛也受到了影响。阅读名作，座谈心得，一时蔚然成风。我在读中学时热爱鲁迅，这使我的思想有了一点基础，所以在四十年代读名著的诱发下，很快就识别了自己身上那种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还要补充说，当时一些朋友，特别是满涛，对我这次反思起过很大作用。我们两人常为一些文艺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他曾发表文章，批评我的机械论，指出我在艺术与政治的观点上，以及从藏原惟人那里转借来的所谓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双重标准等是错误的。这些争辩十分激烈，但并不影响我们的友情。不过，我纵然明白了自己思想中的问题，倘要克服，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直到沦陷区时代即将结束，时间已过去了三四年，我才取得一些进展。当我把我写的一篇小说《舅爷爷》和评论曹禺改编《家》的文章给一位朋友看时，这位朋友禁不住说：“真的脱胎换骨了。”这时我也成为满涛所喜爱的契诃夫作品的爱好者，我们在文艺思想上则主张回到马恩的原初理论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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