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做一个学习型官员
| | 教育技术学 论文
我认为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事非经过不知难。成为政府官员之后，我对中国社会实际的教育技术学 论文了解，比一些身居高校的教育技术学 论文学者更加深切，从原来一个理想、幻觉的空间进入了一个真实的世界。我感到学者不能自恋，不能把目光停留在学术圈内，不能只会批评、破坏，不会建构、创新。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专著（《秩序与渐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依法治国研究报告》，法律出版社2003年出版），是我的法学博士后研究报告。之所以在早已获得法学教授任职资格之后，还要到中国社科院法学所读博士后，主要是为了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改变“出身”。我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所学专业均为史学。客气一点的同仁称道我具有史学、法学相结合的优势，批评我的人则认为我总是局限于史学专业（其实，读史使人明智，没有一定的史学基础，是搞不好法学研究的）。尽管我在华东政法学院法学教学和研究领域浸泡了十多年，特别是在《法学》月刊总编的位置上呆了六年多，但史学背景常常在学术论战中成为个别人抨击我的“短处”。所以我发誓要得到一个正宗的法学出身的资格，而且，要寻找中国一流的法学学府作为我的学业单位，要受业于中国一流的法学家门下。
二是做一个学习型官员。1999年年底我担任华东政法学院副院长，2000年10月调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时下人们的为官心态，依据我的粗略观察，约有三种：（1）往上做，即谋求官职的不断升迁。正常的官职晋升，表明了一个人的进步和成就，是可喜可贺的。如果你承认做官是一种正当的职业，那么你就会承认做官者谋求职业上的晋升，如同其他行业的人们谋求本行业的技术职务晋升一样，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但做官愈往上做，资源（位置）愈少，机会愈难求，不可能人人都有机会得到同一个位置，总不能像儿歌中说的“排排坐，吃果果。你一个，我一个，东东不在留一下”。因此，愈往上做，人们愈会感到晋升的机会是“可遇不一定可求、可求不一定可得”。所以，心态要平和，稍安勿躁。（2）往下做，即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做好事。往上做，机会愈来愈难求，而往下做呢？资源丰富，机会众多，中国有13亿人，每天给一位老百姓办件实事，终生也不可穷尽天下百姓。（3）往专做，即做专家型官员，任满或退休之后仍可继续为社会服务，毫无失落冷寂之感。21世纪的官员应该成为学习型、专家型官员，跟上知识经济时代的步伐。上述三种做官心态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或者可以兼而有之，就我个人而言，倾向于做一个学习型官员，而且认为不如此，是做不好事的，也是不能称职的。当然，我也讨厌那种拿着文凭、职称做秀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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