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西方“媒介哲学”评价
| | 文科综合论文西方，尤其是美国新闻或传播学者，习惯把探讨新闻媒介政府以及其他干预势力之间关系的文科综合论文各种理论称之为“媒介哲学”（media philosophy）,一些港台学者则称之为“新闻哲学”。本文拟对1956年《报刊的文科综合论文四种理论》出版以来，直到80年代中期的（主要是美国）的“媒介哲学”理论作出评价。
一、 报刊的四种理论
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控制几乎与大众传播媒介同时产生，随之而来的就是反控制的斗争。关于“媒介哲学”的一些基本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中叶的约翰.弥尔顿。在弥尔顿看来，言论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是一切伟大智慧的乳母”。[1]为此，他对当时英国的出版审查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
第一次对“媒介哲学”作出比较全面、系统论述的专著是20世纪出版的。1956年，弗雷德.赛伯特（Fred Siebert）、奥多.彼德森（Theodore Peterson）、和韦尔伯.施拉姆（Wilbui chramm）出版的《报刊的四种理论》(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以下简称《四种理论》)试图对“今天世界上所有不同种类报刊背后的哲学和政治的原理或理论”[2]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报刊的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理论和苏联共产主义理论。
作者认为，集权主义理论最为古老，“当大众报刊出现时，大多数西欧政府都是建立在极权主义的原则上的，所以这些同样的原则也成为管理报刊的制度的基础”。[3]“从历史上和地理上来说，集权主义理论是最具有普遍性的”，所以它“比任何其他的理论，在较长的时期中，决定了公众通讯的方式”。[4]“集权主义理论，基于从柏拉图到马凯维利几百年来的独裁主义政治思想”。[5]自由主义理论是作为集权主义理论的对立面出现的。《四种理论》的作者认为，“自由主义理论基于弥尔顿、洛克、米尔和启蒙运动“。[6]社会责任理论是《四种理论》竭力推崇的理论 。它被认为是传统自由主义理论的“替换”理论，是传统理论上的一个新思想的接枝。它的理论大前提是：自由主义是伴随着义务的；而享有我们政府特权地位的报刊，就对社会承担当时社会的公众通讯工具的某种主要职能”。[7]“社会责任理论基于通讯工具的革命及对启蒙运动的哲学的某些行为派的怀疑论点”。[8]前苏联共产主义理论被《四种理论》描述成集权主义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就像社会责任理论是自由主义理论在新形势下的发展一样。这种理论体系下的报刊和传统集权主义理论体系下的报刊一样，“是作为统治力量的工具进行活动的”，不同的是它们“系国家所有，而不是私人所有，谋求利润的动机消除了，一个积极的自由概念代替了消极的自由概念”。[9]“苏联共产主义理论基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苏联共产主义的专政”。[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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