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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研究范式与中国传播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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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回应《从冲突到对话——评传播研究典范: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一文,通过对范式概念的辨析,将目前学界公认的三种传播研究范式——社会科学研究、诠释研究以及批判研究——进行梳理;并结合中国的社会历史语境,探讨这三种研究范式在我国的发展状况;最后针对传播学多元范式并存的现状,提出要正确理解范式之间的张力,避免其负面影响,以促进我国传播学的发展。 [关键词] 传播研究;范式;社会科学;诠释;批判 《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6期发表了杨茵娟女士的《从冲突到对话——评传播研究典范: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一文。杨文从传播研究范式(该术语大陆与港台译法不同,大陆多称范式,港台习用典范)的角度分析、比较了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文化研究,视野开阔,逻辑严整,是一篇很扎实的学术论文。不过,笔者肯定杨文的同时,也想对杨文的一些观点提出不同的看法,并想沿传播研究范式这一思路对杨文没有谈到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算是对杨文的一种回应。 1、 对传播研究范式的思考 杨文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三种传播研究范式,即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但在讨论中并没有论证她所采用的范式概念。众所周知,范式这一概念是由库恩提出的,金兼斌先生在他的一篇讨论传播研究范式的论文中曾经指出,根据库恩自己的说法,其范式概念主要有两层意义:第一,它代表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第二,它涉及该整体中的一种元素,就是具体的问题解答,作为一种模型或范例,可以代替规则作为常规科学其他疑题的解答基础。[1] 从以上两种定义来看,杨文所采用的范式概念可能更接近第二种。然而,国内学者现今在讨论研究范式时多采用第一种更为宏观的、形而上的定义,比如金兼斌先生同样援引西方学者的说法,认为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范式,是有关科学和社会基本性质的一组形上假定,无谓对和错,而只是提供了观察人们社会生活的不同方式和思路。[2] 那么在这种目前在大陆学界占主流的范式概念下,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文化研究都还不能直接被定义为范式,更好的说法是它们是一些学派或流派,它们是某些范式的代表,但其概念要小于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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