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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叙事及其建构中的秩序——以我国传媒报道香港回归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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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是局促的历史舞台。一方面，历史的画卷在传媒这一载体上展开（并日益经常地采取“实况转播”的形态），因此，传媒为我们提供了特定的历史叙事（historical narrative），成为我们认知历史的工具之一。[1]另一方面，历史并不能在传媒上无拘无束地公演。通常，镶嵌在一定政治、经济体制和发展环境中的传媒不经意地限定了历史事件的脚本，成为某类主体建构（包括叙述）历史的积极合作者。毕竟，传媒有自身运作的逻辑，它部分基于传媒技术的潜力和特征，更重要的是有它动态的部分，即基于特定政经历史条件的动力、规范及其演绎。[2]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我们可以分析历史事件的传媒再现（media representation）及其建构过程，从中窥视出传媒在建构历史过程中的框选，以及这种框选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经逻辑的契合。
20世纪步入结束之际，重构中华民族──包括历史和人文──的叙事，成为我国传媒的重台戏。这其中有对我国进一步改革并发展的沉思和忧虑，也有关于我国如何面对全球化趋势的断想和警告，还有因为我国国力日强的振奋和豪迈。[3]国内外的学者们纷纷关注到了我国民族主义情绪的日益高涨和民族主义话语的日渐强势。当一些国内学者寄情民族主义，论述它作为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意识形态资源之必然和必要时，一些国外学者却对他们所谓的中国“侵略型民族主义”或“敏感仇外的民族主义”表示担忧和恐慌。[4]这些都表明，民族主义成为20世纪末我国最有影响而且引人注目的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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