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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语文“独当其任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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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设科，若以清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1904年1月13日）颁行《奏定学堂章程》[1]为起点；百年历程，曲折坎坷。在今天政治环境宽松、教改氛围浓烈的新时期，为何语文课程改革仍是举步维艰？重温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 “三老”等前辈的语文教育思想，反思百年语文，根本原因，是语文使命异化泛化，语文个性失落。
叶圣陶先生在《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中明确地说：“第一，国文是语文学科，在教学的时候，内容方面固然不容忽视，而方法尤其应当注重。第二，国文的涵义与文学不同，它比文学宽广得多，所以教学国文并不等于教学文学”。又说“国文是各种学科中的一个学科，各种学科又像轮辐凑合于一个教育的轴心”，“所以国文教学，选材能够不忽略教育意义，也就足够了，把精神训练的一切责任都担在自己的肩上，实在是不必的”。强调“国文教学自有它独当其任的任，那就是阅读与写作的训练”[2]。虽在分工上“这两项的知识和习惯，他种学科不负授与和训练的责任”[3]，但语文习得和学得的机会却是处处存在的；这是语文教学的独特优势。学校语文教学本应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一优势，借助各方力量来实现语文设科的独特使命。但百年的劳作，语文倒是常常牺牲自己帮助各方。连教学大纲、课程标准也总不愿突出自己课程最基本的、最重要的、特有的、区别于其他课程的东西。看看人家关于法语德语英语教学目的之表述，（见2003年《中学语文教学》第5期，《从传统向现代迈进的法国语文教育》——从文学教育还原为法语教育，58页；第3期57-62页）。 听听朱自清宋文翰叶圣陶先生在旧中国关于《国文》的专责的论述[4]，想想1950年《语文》课本《编辑大意》关于“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的表述[5]，读读张志公先生1979年的《说“语文”》：“在普通教育阶段，这门功课应当教学生在口头上和书面上掌握切近生活实际，切合日常应用的语言能力”[6]。当时似乎并不缺乏对语文独当其任的任的认识。可悲的，是“知”而难立，“知”而难“行”。面对积弊，连刘国正先生这样的“高人”，九十年代初也在《文汇报》上大声疾呼“良医在语文教学界之外”；二十世纪末“文学界不请自入”[7]，乘中小学课改东风，教材推介者推波助澜，《语文》课程改革，闹得轰轰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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