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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和完善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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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启改革进程以来，迄今已有二十余年。目前，已基本完成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渡。与二十年前相比，各行各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市场经济呈现主体构成多元化，交易形式多样化，纠纷产生复杂化，社会的利益格局和人的价值观念也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充分肯定改革开放带来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不能不看到由于形势变化而带来的各种新的矛盾和问题。当前，执政党如何加强和完善对政法机关的领导，以便更科学、有效地发挥政法机关规范社会发展、塑造社会秩序的功能，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及时妥善地得到解决，将会对未来的社会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且可以断定的是，这些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是无法回避的，迟早要妥善加以解决。解决得早，我们付出的成本和代价会小一些。解决得晚，我们付出的代价可能会更大。
一、 认识上存在误区，导致体制设计存在漏洞，进而导致各种问题出现。
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哲学家、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
提出：“法治之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他认为，已成立的法律应当得到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良好的法律。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是主张“援法而治”的。法家认为，国家的治乱兴衰关键在于法律制定的有无与好坏。①纵观当今世界，那些先进发达国家，无一不是依法治国的典范。由于历史和文化背景的不同，我们的思维习惯也与西方人有许多不同。西方人重视秩序和规则，而我们则是更注重所谓“人情”。这是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积淀所形成的。众所周知，无论一个国家的政体和国体是怎样的，它的基本政治架构，主要都是由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基本权能构成。这已是被当今国际社会所公认的，当然在我国也不例外。但我们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西方国家往往是在建国早期就组织成立专门的机构，进行充分的规划、论证，制定方案，再经过有关部门审核通过，最后付诸实施。而且，西方人在制定法律和规则的时候，其态度之认真，论证之严密，在我们看起来似乎是不可理解。而我们在这方面则总是习惯所谓“摸着石头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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