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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西方公共政策研究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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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拉斯韦尔、德洛尔等人的研究促进了60——70年代政策科学的发展，但他们所提倡的政策科学研究范式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而在70年代之后的发展中碰到一些难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将政策科学当作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造成了在科学共同体中建立共识的困难，包括在划定范围边界、建立学科理论体系和形成特有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困难；二是政策科学为自己确立的目标过于宏伟，难以在短时间内突破，而且它抽象地大谈改善全人类公共决策系统，端正人类社会发展方向，回避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差异；三是拉斯韦尔和德洛尔所确立的政策科学范式过分注重政策制定的研究，对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关注较少。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政策科学的持续发展，到了80年代中期仍然未能到解决。1986年，德洛尔在其新著《逆境中的政策制定》中，探讨了政策科学在近二三十年来的发展，提出了政策科学需要在十四个方面加以突破，包括提供关于政策制定和政策科学的哲学与智力理解、加强历史的和比较的认识、现实主义地处理政策制定实际、探求宏观理论、进行政策范式批判和探讨宏观政策创新、研究元政策制定与系统设计、考虑政策制定途径和方法的改进、发展多维的方法和技术、加强和提高教育与培训等。到了20世纪80年代，西方公共政策学的研究取得了新的突破，并在此基础上比较多地对学科采取谨慎的批判态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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