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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求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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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来，新词汇的创新以及运用成为一种时尚。伴随而来的是，一些过去曾经被封杀的，甚至进入历史的“垃圾堆”的词汇寻找到了适宜的“土壤和条件”，进而得到了新生。人性化，算是一个已经“老掉牙”的“新词”，如今在各领域、各行业、各学科都全面“开花”，大有不可遏制之势。在我们熟悉的政法界，从公安的社会管理到刑事侦查环节到检察领域的起诉，以致到法院的审判，都在推崇“人性化”的举措。在监狱系统，人性化也大有方兴未艾之势。
当然，也有人性化的变种，如柔性化、人文化、弹性化等。
不过，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都有不同的声音，甚至是激烈反对的呼喊。其实，这是非常正常的。只是，我们如何认识、任何对待、如何处理的问题。
同时，笔者认为，无论如何，在理论上探讨总是允许的，甚至应当是得到提倡和鼓励、支持的。
真正考证起来，在新世纪，笔者也许就是监狱机关推行“人性化”的始作俑者（用“文革”的语言说就是叫“为人性化翻案”）。
我较早的提法是在2001年12月12日，在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改造理论研讨会”上的一个交流材料。那是刘保民副局长和我共同执笔的一个课题《教育改造科学化的探索与思考》，在文章中，我们提出了“人性化”原则的问题。 我们在文章中说“教育改造科学化必须以‘人性化’为原则，尊重罪犯人格，维护罪犯权利，善待罪犯，满足罪犯合法需要，使罪犯减少与干警的对立，消除戒备，建立信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动意，我在后来的一篇文章里做过简单的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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