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传统人事档案制度走向终结
| | 综合实践论文引人注目的综合实践论文“汤国基档案事件”（长沙电视新闻频道、政法频道2003年8月的综合实践论文报道，笔者作为评论嘉宾）已经成为各家媒体（河南卫视、上海《东方早报》等）相继报道的对象和公众议论的焦点。但新闻媒介并非关注汤国基该宗官司事件的本身，而是关注超出事件以外的更具符号化的意义——传统人事档案制度的出路。作为一个公共政策研究者，与“嗅觉灵敏”的新闻记者一样也加入到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中来：传统人事档案制度还有存在的必要吗？人事档案制度在急剧转型的社会中如何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与功能？如果取消这种制度，那么用什么样的新的制度来取代它呢？我们拷问着这种制度本身，我们期冀“汤国基事件”能像“孙志刚之死”一样引发公共政策的创新。不论如何，有些思维“脉络”我们仍然是相当清楚的：传统人事档案制度已日益式微，它的负功能愈加明显；它是“官本位”意识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特有产物；它是单位制下的一种强力控制的、不对称的、典型的符号化政治；它的继续存在将造成中国稀缺性制度资源的严重流失。
其实，传统人事档案制度是一套从“警察国家”进入“行政国家”的标志（其后是“福利国家”），是一套对官吏管理的制度，它与普通的百姓毫无关系—－农民、体制外公众以及其他弱势阶层或没有档案或档案意义不大。传统人事档案制度是中国干部制度的附属物，是干部身份的典型符号，因此，从本质上来说它是一种身份制度。在经济日益市场化和政治日益民主化的今天，这种身份型的人事档案制度的政策性缺陷已经显露无遗：
|
| | |
| | | | <<<<<全文未完>>>>> 全文字数约$$$zishu$$$字 | |
| | |
| |
|
教育论文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