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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权主义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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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明进程的加快，催生了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启蒙了公民权利理性的建构；公民权利理性的建构，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关注罪犯的权利。
当然，这并不是说过去我们不重视罪犯的权利，而是说，在新的形势、任务面前，我们要更加重视罪犯权利，包括从观念到实体、程序来一个全面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完善制度建设，完善保障机制，确保罪犯权利的实现。
这里，我之所以提出“囚权主义”主张，并不是哗众取宠，而是意图更简洁、明白地表达对罪犯权利的一种理解。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在法学界乃至整个社会，权利一词出现的频率是很高的，几近成为一种时尚，人们言必称“权利”。“权利主体”的争鸣闹得沸沸扬扬，郭道晖“立法以保护权利为目的”，公丕祥“权利是法制现代化的枢纽”，张文显“法律应以权利为起点”，卓泽渊“法律权利”，夏勇“权利的起源”等等都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语录经典。及至洛克、卢梭的“天赋人权”、耶林“为权利而斗争”，也使长期处在“人权”的禁锢下的我们感到耳目一新。正是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本人斗胆为罪犯的权利呼吁与呐喊。期间，虽然也受到了传统观念的挑战，但都因现代理念的快速普及而得到广泛认同。人们摆脱了愚昧、告别了无知、克服了偏见，其思想解放的性状犹如决了堤坝的洪流，浩浩荡荡，不可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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