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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性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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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甫先生在其作为文集开篇的“从艺自叙”中谈到：“艺术创作的同时，要重视艺术史论的学术补养，并且逐渐形成为个人治学和教育工作习以为常的关注点。”这一点其实是极其紧要的。艺术创作固然需要极敏锐的直觉能力和感性把握，而深刻的理性思考却往往是成就大艺术家的重要后盾。所谓“厚积薄发”其中就包含着导致某种重大必然性的理论思考，袁运甫教授之所以能够在创作和艺术教育工作中经常有一种高瞻远瞩的清审和洞察，我以为正和他这种提到学术研究高度的自觉、勤奋的理论思考有着直接的联系。下面我分两个题目来谈。
阅历·心胸·大美术观
1979年的北京机场壁画使许多画家经历着从“纯艺术”转向“大美术”的巨大变化，这是一个明显的迹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笔墨当随时代”每每为画家奉作箴言，这当然不错；可是今日交通工具和信息技术的便利又是董其昌时代难以想象的，“笔墨”之说也只是限制在笔墨的范围之内，这许多眼前的新情况却可能是古人始料所未及的。其实，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特殊的艺术趣味和审美时尚，就如王国维所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宋元戏曲史·自序》）回顾美术之发展，不论是大的门类演变，如先民之彩陶玉雕、三代的青铜鼎彝、战国后的漆器、汉画像砖画像石、南北朝隋唐之佛教造像，还是绘画、书法、雕塑、染织、陶瓷等各种体裁、样式、风格的推出，其层累变异亦莫不如是。人们的艺术趣味是随生产的发展、材料的发现、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活方式、文化交流等多种因素的变化而发展变化着的，是不是因为我们身在其中、长久地浸淫在一种爱好中，或囿于职业局限，便在不知不觉中将一种趣味永恒化而忽略了社会审美需求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呢？这个问题从个人偏好上说，也许不值得讨论，但如果着眼于美育，即从建设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美术教育体制和健全的鉴赏批评机制出发研究我国的美术现状，可能就非常值得大家关注了。我想，可能是因为首当其冲的工作岗位，再加上自己的特殊经历，袁运甫先生对这个问题是最为敏感并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一直给予最有力的关注的。新近出版的他的这部论文集就是他二十多年来提倡并实践这种大美术观的理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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