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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重研究生态环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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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发展是21世纪的热门话题之一，能否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将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兴衰存亡。生态的日益恶化使人们越来越关注自身的生存环境，“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保护我们的家园”，已成为全球的共识。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经济行为和所走过的历程，从不同学科角度探讨环境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途径。在此情形下，作为史学工作者，我们也应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此证明社会的和谐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变迁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
在农业革命以前，人口一直是很少的，人类活动的范围也只占地球表面的极小部分；同时，从总体上讲，人类对自然的影响力很小，还只能依赖自然环境，以采集和猎取天然动植物为生。此时，虽然已经出现了环境问题，但并不突出，地球生态系统还有足够的能力自行恢复平衡。农业革命以后，人口急剧增加，对地球环境的影响范围和程度也随之增大。随着耕种作业的发展，人类利用和改造环境的力量与作用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也产生了相应的环境问题。由于大面积砍伐森林、开垦草原，加上刀耕火种等落后生产方式，导致水土流失加剧，大片肥沃的土地逐渐变成了不毛之地。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不仅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活，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人类文明的进程。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地中海、中美洲玛雅文明等古文明之所以失去昔日的辉煌或消失在历史的遗迹中，其根本原因即在于破坏了生态结构和生态平衡。在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的变迁对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这里以长江流域的环境变迁为例。历史事实表明，长江流域水患越到近期越为频繁，其根本原因不在天灾，而在于流域生态安全体系的人为破坏。其中区域开发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破坏尤为严重。长江流域气候温暖湿润，无霜期长，雨量丰沛，上游地区多崇山峻岭，自古以来是我国生态资源丰富的地区。隋唐以前，这里森林广布，生态环境绝佳，这在左思的《蜀都赋》中多有描述。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长江流域的一些江河是“左右深植，筠柏交阴”、“连山插汉，秀木千云”。正由于此时期有着优良的生态环境，所以唐代以前长江流域灾害很少。但是，唐代以降，长江流域的开发明显加快。在唐代对山地的开发方式中，有些方式对山林生态破坏较大，如畬田的开垦即如此。畬田是一种刀耕火种的山地林区耕作方式，以烧山为主，唐人诗句“南风吹烈火，焰焰烧楚泽”、“犬声扑扑寒溪烟，人家烧竹种山田”，描述了畬田作业的部分情况。因畬田不改变山地坡度，雨水冲刷力仍强；天然植被焚除后，地面或裸露，或稀疏种植旱地作物，无法保持水土，故其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破坏力很大。唐宋之际，尤其到了南宋，随着北方人口大量南迁，致使长江流域人口急剧增加，熟地渐感不足，人们纷纷在丘陵山区开垦荒地。南宋诗人范成大在其《骖鸾录》中叙述1173年他从苏州经湖南赴桂林途中所见到的景象：“湘江……皆土山，略无峰峦秀丽之意，但荒凉相属耳。”其主要原因也是由于畬田耕作方式所造成的，所谓“沅湘间多山”，“每欲布种时，则先伐其林木，纵火焚之，俟其成灰，即布种期间”，“盖史谓刀耕火种也”(许观：《东斋记事·刀耕火种》)。环境的容纳量是有限的。明清时期，长江流域人口压力进一步增大，从而使该地区的人地关系一下子紧张起来，政府不遗余力地募集流民无休止地毁林垦荒和围湖造田，由此而导致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如荆襄一带湖泊广延千余里，每逢涨水，“必籍余地容纳”，但由于当地百姓“于岸脚湖心，多方截流以成淤……四周筑堤以成垸”，结果洪水期至，隄塍城郭被冲毁殆尽，数万人被淹死(《清高宗实录》卷1312)。浙江一带的湖泊也因“民间占垦甚多”，“殊妨水利”(《清史稿·潘思榘传》)。总之，人地矛盾已十分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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